等憾憾走远,我立即转身往宿舍里走。我需要休息。这两天实在太累了。 是父母压抑的结果(笑)

时间:2019-11-08 05:42来源:昭通市委宣传部 作者:悬壸济世

   提问A:等憾憾走远我想问一下,等憾憾走远你的这种机智和幽默是不是与生俱来的?   崔永元:有一点吧,天生有一点。但不是父母培养的,是父母压抑的结果(笑)。因为我母亲是家属委员会的委员,父亲是部队的政委,这两人全都严肃。我给你举—个例子严肃到什么程度。1974年的时候,我们家住的是平房,平房就可以养小动物,当时我养了6只猫,我父亲有一个习惯,晚上要让6只猫排着队在沙发上睡觉。所以我经常看见他拿着鸡毛掸子到处找描,找着让猫回去,6只猫很委屈地归队排在沙发上睡,到后半夜,他们也是四散而去。但是只要我父亲在场,他们一定要排成一队,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守规矩的人。   所以当时我们家里没育什么玩笑的气氛,有的时候人家问我,你看你老在节目里开玩笑,你父母怎么看这个事,我说我不知道,我到今天都没有勇气跟他们一起坐在家里看我的节目,从来没有过。而且现在我回到家里,基本上也不开玩笑,看到他们很紧张,条件反射,像猫一样(笑)。所以大家觉得我爱开玩笑可能就是另一个极端吧,在家里的气氛太严肃了,出去以后就想放松一下自己。而且我从小学到高中,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,一开始是五好学生,后来改成三好学生,上了大学以后,第一个感觉没有管了,撒开了,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。我小时候头发都寸头,一上大学就到这儿(手指肩膀)了,当一个人内心觉得自由起来的时候,头发也是长得飞快(笑)。   提问B;我想知道当初如果你做的不是谈话节目,而是音乐节目,或者娱乐节目,你会不会在里面充分发挥人文关怀的精神?   崔永无:我觉得我会,而且我不觉得文艺节目里面有人文关怀精神有什么不好,我甚至觉得,现在我们做晚会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。比如大家都知道,做晚会的时候,提前要录一些掌声,有人会说现在大家听我的口号“鼓掌”,再使劲一点,再使劲一点。这种方法我不知道国外用不用,我觉得它可能有点中国特色。   第一,可以不用,因为大家看到好东西自然而然会鼓掌,这个毫无疑问。第二,可笑的事情他就会笑,现在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,我也参加过春节晚会,我觉得非常滑稽,可笑的地方大家鼓掌,这是为什么?可笑的地方就要笑。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件事,就会觉得那是不正常的事。   你看我们每年春节晚会,掌声一年比一年热烈、但是观众骂得一年比一年厉害。所以掌声不是一个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志,我们不用那么在意掌声,所以我觉得就是文艺节目、少儿节目、新闻节目、动物节目,都应接有人文关怀精神在里面,包括我们的采访,我看过一些新闻记者去采访,对采访对象说,你就把你刚才说的特别激动的那段再来一遍(笑),对,就是这么去采访的。   我觉得即便你非要这样做不可,或者你非要大家鼓掌不可,你说句谢谢总应该吧,你说请大家这样总应该吧。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简单的要求,我们的一些电视人都做不到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尝试,在座的答位可能做过各种各样的节目,你们可以试一试,人文关怀是不是很重要。   提问C:我想问一下,《实话实说》是因为你而出名,还是你因《实话实说》而出名?很多人都觉得《实话实说》是因为你而出名的?   崔永元:这个节目其他主持人也主持过,有胡健、甘琦、娄鸣、方宏进,加上我一共有5个人都主持过,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新的主持人来主持这个节目。我觉得不在于谁主持,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主持。我们怎么和有文化底蕴的学者合作,让自己的节目有文化内涵,有生命力,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制作好节目的方式。有了这种方式,这个节目就会有生命力,不管谁来主持,都会有他的特色。可能不是崔永元主持,大家在节目里看不到那么多调侃,看不到那么多玩笑。但是我倒觉得,这未必是《实话实说》的唯一方式。   所以我想,作为崔永元本人,他只是《实话实说》节目中一个符号,因为这个节目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,少了这一个符号,《实话实说》这个地球还会转,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了不起。   提问D:你以前是做广播的,你广播做了那么多年,你自以为还很好。结果你离开广播到电视也大红大紫,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广播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?   崔永无:我就说说我熟悉的广播。我干的广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在北京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,如果广告费用能够判断一个广播电台经营的好坏,那我应该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营得非常差,因为它还不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

就这样一个动作,,我立即转我不知道播音员想过没有,,我立即转这些动作里有什么含义,会对观众有什么影响,有没有人动过这个脑筋。我在日本去看久米宏的播音,他收稿子的动作总是不—样,到了什么程度,成了观众的收视点,观众等着着他今天怎么收,他有各种方式。 比如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,然后他拿着稿子在半空中划一个弧线,再在桌上整理齐。收视率表示:一个弧线留住0.2%的观众。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有很多模型和道具在新闻中使用,这是我们没有的,我们都是用嘴说。我们说新换了市长,这个市长水平特别高,一下子让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5.69%,老百姓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吗?谁知道这提高15.69%是高还是低,是多还是少?说不定上一任市长一下提高100%,实际上是这个市长不行,我觉得这都是对观众不负责的态度。我们只满足于把稿子流利念出来就完了。 我去的那天是普京当选的消息刚出来,非常快,马上前面出现红绸子,然后他就告诉观众,你们看,奇迹发生了,他把红绸子一打开,是苏联历代领导人的模型。他说这就是从列宁开始,苏联、俄罗斯在他们的领导下,一步一步前进。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,你们看好,他指着列宁,他说你看,没头发有头发。然后叶利钦有头发,到普京应该是没头发的,但是普京是有头发的,他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?有两种可能,一是俄罗斯选错人了,他根本就不应该当总统。第二俄罗斯现在的事情太难,早晚他应该掉完头发(笑)。他用这种方式讲了新闻,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过分,人家俄罗斯会抗议的。 但是他是这么一种思路,这么一种想法。我去新闻演播室看,有很多模型。比如新干线发生火车相撞事件,马上就可以给你演示,做得非常逼真,火车的模型、汽车的模型,就这么快。所有的数据25.6%,37.7%,都是积木,都可以来回拆,来回搭,他们说,要让老太太都可以看清我们的新闻,都可以明白我们的新闻。 我们的新闻要让人家听懂,要让人家看懂,这就是人文关怀。我们做新闻、播新闻的时候,不去考虑观众的心情,也就是说观众在电视机前看新闻,看懂没看懂,听没听明白,跟我们无关,这叫什么人文关怀。 提问F:……老崔,你干了5年了,是不是有些模式化了? 崔永元: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感觉确实是有,5年了,习惯了。比如刚才我说的热场,你们听着很新鲜,觉得用这种方式调动观众很好,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,至少也用了两年了。我在说的时候,全场观众关得直流眼泪,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笑,都在那里自己做准备,因为他们都听了两年了,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。但是变化也确实很难,我比较同意小白的说法,平时间长了以后,技巧丰富了。可能就会让激情降低。还是我刚才说的经验,有两条,第一发自内心爱这个事业,你永远有激情。第二条你不能做到发自内心,你就用技巧来控制它。有时候我也会想,这是我的一个饭碗。我也是上有老,下有小,不好好干,会很有危机感的。中央电视台动不动就来个“荣事达”主持人大赛,还不停地《挑战主持人》什么的,我一看这些人确实非常优秀。别的先不说,他们往那儿一站,那一排那个精气神,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待人不具备的。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危机感,可能我们自己干得正起劲的时候,就会被别人一脚踢下来。不瞒你说,我们现在已经想后路了。但是干的这些天,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好。 提问G:我有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关于你自己,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节目的。千万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任何人身攻击,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,我也听过也是一个很着名的主持人说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,他一坐在教室里,感觉与世界隔绝了。他说他愿意骑自行车,就问如果你的自行车丢了,还会去挤公共汽车吗?然后他就没有说话。说明他说的这些话可能都是表面的,自己没有做到,你是不是这样的人? 崔永元:平民心态,大家不要对它有表面的理解,说平民心态就是穷人心态,骑自行车都不行,最好是走着上班。平民心态不是这个意思,如果一个人没有平民心态,他就是去要饭,也会显得与众不同。如果你有平民心态,你腰缠万贯也不耽误你是平民,你开奔驰、宝马,你也是平民。那么,平民的特征是什么? 我觉得是善良、真诚、与人沟通、与人为善、得饶人处且饶人、退一步海阔天空,这都是平民最本质的特色,而不是穿打补钉的衣服就是平民。大家对平民心态有一些格式化的理解,这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我一直说我是“隔壁大妈的儿子”,我说我是一个平民化的主持人,我现在从来不开车,我有一个司机专门给我开车(笑)。这不影响我当平民,没有问题。 来信四:身往宿舍里赞扬 “那天,身往宿舍里你在节目中说,你敢保证,每一封观众来信你都看过,我听了特别感动,你真好,我敢肯定,你是中央电视台最能说大话的人。” 问:不经历风雨,怎么见彩虹,你经常作婚姻家庭节目,是否与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关?答:这首歌中还有一句: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。问:听说你去过许多地方,哪个城市最美?哪个民族的姑娘最漂亮?实话实说,别告诉我都美都漂亮。答:最美的城市依次是上海、大连、厦门。最美的姑娘……你问的是化妆前的还是化妆后的?问:你们叫《实话实说》,真能实话实说吗?你敢吗? 答:我敢。应该说,公众说“实话”二字有误解。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。实际不然,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,套话,但他就是这样想的,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,这应该算是实话。问:报载你有意退出《实话实说》,你离开这里准备干什么呢?你认为你还能干什么?答:离开这里,我到他们报社抗议去,因为他们砸了我的饭碗,我又没别的手艺。问: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?退休以后怎样发挥余热?答:电视台规定男的60岁退休,我要是能评上高级职称,还可以接着干。真退休了,我不想发挥余热,一门心思打门球。 问:浪子回头金不换,我决心重新做人,走正路,做正经生意,只是现在还缺30000元本钱,您一定得帮助我,别让我又走邪路。答:你要这么容易就走邪路,谁敢帮你呢?问:你们净说些没用的,反腐败为什么不说?答:说的还少吗?反腐败就怕说说而已。顺便告诉大家,我们和《焦点访谈》、《新闻调查》是一家,同在新闻评论部。所以在选题上有所分工。问:崔老师,为什么你有时间写书,而我们学校请你参加主题班会请了3次你都不来?架子太大了吧?答:因为写一本书可以印成很多份,而主题班会得一个一个去开。问:见到你们台长,你还那么贫吗?是不是也是堆起比平时还要多的笑脸,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吗? 答:我以为我见到台长还是原汁原味,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,可我是同事说我见到台长更像邻居大妈的孙子。问:崔大哥你上网吗?你闹过网恋吗?能告诉我你的OICQ号吗?答:我要知道你问的是什么,一定回答你。问:崔先生我每天都看您的节目,可为什么最近每周二重播我找不着了?答:你看的是我们的节目吗?我们从没在每周二重播过,也不是天天都有。问:崔永元你的偶像吗?你的偶像是谁?答:有。田方、金山、赵丹等20多位老演员。 问:崔大哥我想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小猫命名,可以吗? 答:可以。猫同意吗?问:同学说您的口音有少少问题,因为你们唐山人都是这样的,可是您又怎能通过普通话考试呢?答:这的确是我的问题,我拼命在克服,并且通过了考试。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有没有进步。问:我觉得您在节目里爱抢观众的话,您能不能改改?答:不能,因为录制时间有限,播出时间更有限。问:你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?你泡吧吗?你逛街吗?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吗?你去球场看球吗?答:我逛街、看电影、也看球。从不泡吧和看哲学方面的书,这两样事经常让我头疼。 问:崔主持,你不觉得你也掉进名人出书的俗套了吗?答:是啊,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,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。问:《实话实说》有人说过去是“等着看”现在是“挑着看”,还有人是“不想看”,您觉得问题出在哪?答: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。先说这三种“看”法,你不觉得就像是从恋爱到结婚吗?谈恋爱都有股躁股,缺乏理智。看对方都是怎么看怎么顺眼。结婚后低头不见抬头见,标准自然就高上去了。我的意思是说,观众也会喜新厌旧。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很大,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。观众的口味在提高,欣赏情趣也在提高,我们不一定跟得上他们前进的步伐。

  等憾憾走远,我立即转身往宿舍里走。我需要休息。这两天实在太累了。

陆文夫先生笔下的《美食家》没法摘,走我需要休在太累一本书从头吃到尾,走我需要休在太累吃品与人品。 上大学的时候,最喜欢开学第一天。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,湖南的腊鱼、腊肉;内蒙的奶片;贵州的辣酱;河南的烧鸡。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,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。北京的同学过意不去,相约每人从家里带一盒好菜,周末聚餐,王某同学人头儿次,带一饭盒炸虾片蒙事。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,份量也不足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,—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,胃里隐隐作痛。末健安慰说,没关系,不够一斤。 实习的日报,晚上躺在床上闲聊。人生和理想,说到凌晨3点钟,肚子饿了,起身去寻吃的。所有店铺都关门了,唯有一个馅馄摊孤独地支在衔口。卖赐钝的小伙家在浙江,因生活所迫,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生意。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,顿时生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悲凉。舀混钝的沙子捞得发狠,总要多送上几个。同学和我心存感激,不知如何报答。同学说,别费心思了,咱们每天去吃,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。 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,遂转过身去,蒙头大睡。当了记者,吃饭的机会不少。有时,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,互不相识,不好多吃,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,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。回到单身宿舍,点火煮挂面。有时纳闷,都是年轻人,他们就不饿?一次没走,耗到最后,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、吃光喝净。正是,谁等到最后,谁吃的最好。张嘴就有学问中国人讲究吃,天塌下来,也不能耽误吃。病入膏盲还有人劝, 想吃点什么,就吃点什么。验明正身,坪赴刑场之前,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;更常见的是,“酒杯一端,政策放宽”,只要吃了,关系就进了一步。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,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。事情办完,已经天黑。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,浓妆艳抹,一左一石,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。我执意不去,却无法脱身。我急了,对天大吼,走,吃海鲜去。 那时的海鲜是天价。席间,杯盏交错,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。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,隔着车窗问,崔记者,那稿子还发不发?我咬着牙根说,发!稿子播出,制假者受到处罚。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。同一年,我去南方采访,一动物保护协会设宣招待,端上一桌野生动物。看我们面有愠色,忙解释,这都是收缴来的,已经死了。我犹豫再三,站起身走了。 比起来, “自然之友”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。在常州,服务员端上一盘活虾,一盘烧烫的石头,说是要做桑拿虾。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,服务员不知所措。杨先生循循善诱,可以吃,但不能虐杀。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往南方某市,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。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。我问,这都可以吃吗?当然!动物太多记不住名字,只知道百雀、有鸥、还有鹤,当然少不了各种蛇。制片小谷悄悄说,前天我们来时,还站着一头驴。我们问驴的去向,回答是,吃完了。 1999年《实话实说》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《吃的故事》和《吃撑问》。征集广告一打出,应征像雪片一般。策划虎迪看看信眉开眼笑,嘴里不住地说,成了,成了。 那时候,息这两天实看电影是件奢侈的事情,息这两天实只有部队大院可以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。在风中,在雨中,在雪中,我们凝视银幕上演绎的一幕幕悲欢离合,而忘却了人间的冷暖。 再捧起由电影画面翻拍的连环画时,顿时领悟了回味与想像的魅力。英雄定格在纸上,依然可以塑造我们的灵魂。 待到翻起那些手绘的小人书时,感叹和敬佩一同生出——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怎么画家脑海的? 等到明白了,竟然无言以对。原来天大的画家,用的还是些笨办法。 “刘继卣作画,有一股‘痴’劲,有时竟闹出不少笑话来。1953年刘继卣结婚不久,有一回在街上见一老人形象很好,就对着他画起来,围了不少观众,甚至造成交通堵塞,他却一点也未发觉。” “你如果在路上碰到刘继卣,只要向他打招呼,就会吓他一大跳,因为他只想着画当中那些东西,根本就没有看见你。” “在家中吃饭,摆上满桌子的美味佳肴,他都看不见,一边捉摸画中的艺术境界,一边下意识地只吃着眼皮底下的那一碟子菜。” “他带孩子逛动物园,对着老虎画了起来,画着画着就入了迷,结果竟把孩子丢了。” 孟庆江先生的这几段描述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画家。看似简单的一幅幅线描,倾注着画家毕生的心血,这就难怪人们透过小人书可以感受到画家高尚的人格力量。 如果“连友”们当中有暗号,其中一则肯定是“山乡”——“巨变”! 贺友直先生的4册《山乡巨变》已经成了“连友”争相收藏的定物。我曾经开玩笑说,如果哪个山乡有100套《山乡巨变》,那这个山乡马上就能巨变。 而《山乡巨变》的的确确描绘了清溪乡——一个中国式标准村庄的巨变。它还告诉我们爱情无所不在,因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并没耽误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。 《山乡巨变》启发同行,可以从传统线描和明清版画中汲取营养。它还告诫我们,艺术需要对真实生活的体验,为了这4本小人书,贺先生3次深入农村。全身心地投入才使我们从他的笔下领会到乡野之趣。 在我出生的1963年,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,而第二届评奖的1981年,正是我完成启蒙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。我的精神家园的建立竟然如此准确地与小人书暗合着。 其实和颜梅先生在我只是在画上拜见过。见过真人的只有王弘力、戴敦邦、顾炳鑫等几位老先生。 2001年冬天的哈尔滨,冷得不寻常。 我在连环画节上一眼看到了顾炳鑫先生,我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人物:捷尔任斯基。 那是他笔下众多人物中的一个,顾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如此相像,也是精瘦,也是干练,也是铁骨铮铮。动人的神韵透过他们的笔溶入了纸上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形象里,使得你和他们初次相见就会觉得曾经相识。 顾先生握着笔,低头为热情的“连友”签名,冷静的神态让你察觉不出他走过多少平静的日子。 我和“连友”们一起暗自庆幸,老先生们重返画坛,又将迎来连环画复苏的第二个春天。 没有多久,从上海传来了顾先生病重的消息,我们还未从惊诧中缓过神来,又传来顾先生离去的噩耗…… 连环画贵在连环,少了一位大师,我们的小人书世界如何连贯。 那天白天,等憾憾走远见到台长。台长说,等憾憾走远有这么件事,我想问问你。忽然有人高喊台长,远远见到红发碧眼的老外参观团到了,台长说以后再说吧,拽了一把领带迎了上去。到了晚上,我生出100个问题,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,谈工作?谈生活?哪句话传到台长耳朵里了?哪件事让台长察觉了?最近台里正在搞人事调配,你说台长要让我当广告部主任找干不干?干吧;算不过来账,不干吧,机不可失。最后一想,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睡个好觉再说。这才进入睡觉的程序,今天用哪套?数车吧。数到1OO00只就能睡着:1、2、3、4……559……550……8806、8807……9991、9992,唉,你说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? 每个睡不着党的人除了吃药,都掌握一堆民间偏方。数羊,想莲花,深呼吸,弊气,摸耳朵,看竖排版的书等等。到了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,这些偏方一概无用。 有一次在节目中,白岩松顺口说了他和我都失眠,结果很多热心的朋友为我们的党献计献策。 一位原籍河南的朋友说,他小时候睡不着觉,他的奶奶总在山上采一种绿色草本植物给他吃,吃完就呼呼大睡。植物的名字他叫不上来,但如果需要,他愿意带我回家乡去采。 一个可爱的兰州小姑娘说,她有一段睡不着,妈妈把1个苹果和5个果冻放在冰箱里,睡觉前就拿给她吃,这一夜就睡得格外香。 一些神医话不多,一捆捆干草打进包裹寄给我,托人捎话说,吃完再寄。 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心着我,感动得我心潮澎湃,晚上更睡不着了。延边的金虎说能治我的失眠,我兴冲冲赶去,发现中了圈套。他给我安排了72小时的活动日程,根本没安排睡觉。我跟他解释道,睡不着不意味着不困。失眠的意思是说,困得已经不辨东回了,但就是睡不着。找以前单位的党办主任就常年失眠,最严重时3天3夜不能入睡。我见她时,她满眼皆是血丝,她说,我都快疯了。 睡不着也不意味着总睡不着,不然的话,世界上会有一大批困死的人。在这里,失眠的意思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,不该睡的时候会即兴发挥。我理发的时候特困,如果我失眠时有人理发,会很快进入梦乡。我去音乐厅听室内乐时特困,说出来没人信,我也是早年间考过音乐学校的人,但乐曲一响,我的眼皮就打架。有时候困极了,真想买张交响乐的票去好好睡一觉。想来想去,又觉待丢不起这人,只好接着困。 我坐车的时候发挥尤其好。多破的车,多颤的路,也不妨碍我蜷曲着进入梦乡。有一年上丝绸之路采访,在车上睡得香喷喷的。同行的傅成励说,这小子老在办公室说自己失眠,谁信呢?颠簸了数个小时,到了嘉峪关的高级宾馆,为了延续来之不易的睡意,我牙不刷,脚不洗,直挺挺地进了被窝。席梦思更舒服啊,我不过伸个懒腰,一下子睡意全无。 博成励一进屋,就嚷嚷着说我以前的失眠是旷工的托辞,正一肚子冤屈不知往哪撒,干脆薅住他,坐谈了一夜的广播改革。

  等憾憾走远,我立即转身往宿舍里走。我需要休息。这两天实在太累了。

你们都不紧张,,我立即转我就紧张了,,我立即转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,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,就是听音乐,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。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,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、灯光、录音,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。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,包括嘉宾,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。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,我站在观众席前,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,回头一看是个大娘,大娘指着表,我说什么意思?她说快点开始,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。我说好好好,我们抓紧,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,都快录完了。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,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。我今天说完,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《实话实说》,看一下现场的观众,还有嘉宾,他们的那种表现,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。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,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。 我记得有一次;我们从四川请来—对嘉宾,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。坐着飞机来。花了很多钱,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,突然妻子不行了,紧张得浑身发抖。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,看这个嘉宾紧张了、她当机立断,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。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,吃完药比较好,又紧张又困(笑).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,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,吃完药,头还难受,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,没什么了不起。 我说这样吧,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,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,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、开着车,你去看天安门。去看纪念碑.缅怀一下先烈。第二个选择,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,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。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,你想说话,你就举手示意我,如果你不想说话,我用我的人格担保,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。我说你想一想,她说我不想了,我有点点困、我就坐在观众席里。我说行,你就坐在观众席里。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,他说真对不起你们,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,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,我说没关系,这没有什么了不起,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,然后我就说,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,请举起手来。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,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,大概有十几个人。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,举得更少了,大概有三四对,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。节目开始录制。最后大家说,这二对挺精彩。 录完以后。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。我觉得今天挺好、我说是不是很放松,她说是,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,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,老跟妻子说,你等着,回家咱们再说。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,这样吧,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,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。我说,你不用这么在意,没关系,就送他们走了。回去以后,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(大笑)。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,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。 我每次说到这儿,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,很有人情味,体现了人文关怀。每次听到这儿,观众也会心存疑虑,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?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,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,那时是毫无人情味。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,时间特别长,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。等到播出那天,我就很高兴,把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子、姐姐、邻居全叫到电视前,我说你们看,这就是我做的晚会。然后他们就看,看看说,这个晚会不错呀,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,我说别着急,等最后出字幕,你就知道。字幕上写着策划“崔永元”。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,一看上面写着策划“佚名”(笑)。我就赶紧打电话,导演说,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、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,太伤人心。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、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,我一想可能是这样,他们因为疏忽,连名字都没有打,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。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(笑)。到那里以后、他们说,你干了4个月,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,你点点吧,点点别少了,我说不用点了,我走了。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,我这还算好的。很多策划,包括北大的教授、社科院的学者、知名的作家,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,或者出点子的时候,经常早晨9点钟来,说到11点半,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,“现在到中午,就不留大家了,谢谢你们,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”,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,就是这样。所以一段时间里,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,没有人文关怀的人,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。 实际上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,身往宿舍里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导致的恶果。 如果第二天父母发现我眼睛红肿依然笑声朗朗,身往宿舍里可能会说,考不考的也没啥关系,这事也许就过去了。 偏偏母亲听说我失眠来了精神,好像红军到了陕北。她说这说明我上心了,在这之前,我坐在桌前攻读课本如坐针。枕头下面压着《铁旋风》,厕所里供着一本《红岩》,吃饭时一手掌勺一手还要翻《李自成》,母亲说,没听说谁看小说看进了大学。 一年后,我和另外7人在臭哄哄的男生宿舍里比着看小说,又想到母亲的话,的确,一个人看小说看不进大学,可进了大学就可以光看小说。 老师在课堂上煞有其事地开着书单,从《诗经》开始,当中涵盖各种经史集,以及眼熟的世界名着等等。 一下课,全班挤进图书馆,每人先抄上两本小说再说。我去得晚,凭书名可以知道内容的小说都被拿走了,剩下的几本不知所云地孤零零地立在书架上。 我挑了一本《围城》,因为我看过电影《兵临城下》,仨讦就是根据这个改编的。 回宿舍一翻,两码事。 于是我发议论,有个叫钱钟书的小伙子,文笔真是了得。我旁边的同学瞪大了眼睛,像看外星人一样,你连钱钟书都不知道,连《围城》都没看过,他们嘴里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,脸上浮出鄙夷的神情。 我说,那你们在看什么? 他们把封皮冲着我,是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,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和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。 于是,我冲天大喊:“‘四人帮’,还我青春!”一屋子人都吃笑。他们说,我们也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开始看的,其中一个人收起笑容后露出几分严峻,他说大概你太爱啃课本了。 这是说我吗? 更严重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第一次失眠以后,准确地说是在母亲说我上心了以后,她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告知我,睡不着觉是咱们的传家宝。 姥姥就是这样,没多少觉。邻居阿姨去看她,拽着人家一通猛聊,聊得那阿姨困得频频点头,姥姥眼神不好,还以为人家同意她的观点。姥姥不睡觉,成为家里的闹钟,4点钟她叫醒我父亲赶回团支部,5点钟叫醒我姐姐回农村分校,6点钟叫醒我和两个哥哥起去参加北京---延安象征性长跑。总而言之,天黑之后,姥姥经常拄着拐杖两眼放光四处乱走。 到了白天,姥姥变成另一个。倚着被垛,坐在炕上,无声无息,困倦一阵阵袭来,她不住点头,像晚上的住家阿姨。我放学回来,去拿放在她身边的蛋糕,连拿3块,她都没社会学。忽然,一阵微冈吹过,扬起了姥姥头上稀疏的白发,常常的皱纹呈现在我面前,姥姥的苍老拟拨动了我脆弱的神经,那一刻,我哇哇大哭,。姥姥慌了神,用她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前额,我说,姥姥,你可别死啊……

  等憾憾走远,我立即转身往宿舍里走。我需要休息。这两天实在太累了。

所以当时我就说过非常难听的话,走我需要休在太累就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什么本书都没有,走我需要休在太累你照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描也能描出这么多钱来,何况你的覆盖范围比它要广得多。 为什么不行呢?如果你说是人的问题,那么现在《焦点访谈》很多主力记者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,大家觉得干得还不错的两个电视节目主持人,我、白岩松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,敬一丹还在我们那里实习过,水均益和方宏进是听着广播长大的(笑),每个人都跟广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为什么广播自己就不行呢?我觉得完全是自身的原因,是管理的原因,是经营的原因,是观念放不开的原因。 最近,我也特别高兴地发现他们在变。比如我所在的《午间半小时》,现在更名叫《午间一小时》。他们开播的时候请我回去做过一次节目,我就把做中视节目的一些做法拿到广播电台的工作室,他们觉得非常新鲜,其实那是一种做法,还是人文关怀的做法。 比如当时现场有一个记者在拍照,通过话筒就可以传出去,电视观众能看到,广播的听众就看不到,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。然后我就说你们现在听到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声音,这个声音不是我在咳嗽,足有一个摄影师在照相,然后我就问,你叫什么名字,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,当时我们是讨论城市色彩的话题。 然后他就从他摄影的角度来谈,然后拿出他拍的很多照片,说复合色的灰色调拍出来多么好看,很合理地用进来了。讲完以后,我们请下一个听众来发言,摄影师就收地的照片,这个时候又出来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,然后我就说,大家不要以为崔永元主持得不好,有人退场了,现在是摄像师在收他那些宝贵的照片,然后听众就笑。还有每一个听众站起来发言,我都会说现在我形容一下,现在站起来发言的听众是胖胖的,穿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调的衣服,跟北京城市的色彩是一样的,你是专门为了讨论这个话题,穿这样的衣服吧? 也就是说,在演播室里,出现的每一种声音,或者听众的每一个表情,我们都知道,收音机前的听众听不到,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持人,你有这个义务,要用你的眼睛替他观察到,用你的嘴告诉听众,描述给他们听。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,我觉得做广播的人,不太讲科学经营。什么叫科学经营?就是谁在听你的节目?他们有什么要求你知道不知道?你做没做过这样的调查?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数据?当时《午间一小时》要改版的时候,请我们回去提意见,拿一个报告,题目叫《午间一小时》策划案,包括里面有什么闪容,我们准备怎么做,零零散散讲完了。讲完以后,我提出一个问题,这份方案是怎么来的?他们说是我们想的。 你们为什么这么想?他们说,我们觉得这样听众可能会喜欢。你怎么知道?你可能连你爱人的意见都没有征求,你怎么知道听众会喜欢呢?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在间一时段其他电台在播什么内容,知道了其他的电台在播什么内容,你就会有两条路选择,第一你和他们竞争,你就要做得比他们好。第二你可以避实就虚,他们做的你就不做,看看还有什么空档可以钻,这才叫科学经营。 现在《实话实说》的收视率每周都有,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,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现在《实话实说》的收视率每周都有,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,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化。 提问E:虽然你年纪比我大,但是为什么叫你“小崔”呢?不是不懂礼貌,因为我从电视上认识你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,可以说是一个小朋友。刚才你谈到主持人,谈到节目,也谈到人文关怀,我想问你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,是主持人的风格决定栏目的定位,决定节目的定位,还是这个节目定位选择了具有这样风格的主持人呢? 第二个问题,你说的人文关怀,因为你看《实话实说》,观众都是面对面的,人文关怀比较好体现。但是类似新闻类的严肃节目来说,播台员没有面对观众,他面对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,他如何通过电视机把这种人文关怀传达给电视机外的观众?谢谢。 崔永元: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它,花很多时间探讨也没有什么用,是自己的风格影响了节目,还是节目的风格影响了自己,探讨半天也还是挣那么多钱(笑),没有什么意思。第二个问题倒很有意思,不是谈话节目,不是和观众直接交流的节目,有没有人文关怀在里面。我觉得当然有。比如刚才我说记者的采访,你再来一遍,再说一遍就行了,你说这叫人文关怀吗?还是播音员,比如现在我看很多台的新闻播音员都在节目结束以后,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,再见。然后灯暗下来,播音员在那里做一些动作,有的是把耳机摘下来,有的是整理整理稿子,有的假装拿笔在上面写什么(笑)。

她拒绝吃鱼,息这两天实看到鱼眼,息这两天实她就想那些眼白过多的孩子。 我去采访时是1987年,关健老师还坚持在干。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教学成果,还是那群孩子,手拿铃鼓、沙锤、角铁,和着者师的琴声,一边演奏一边齐唱。 红太阳,从天山,高高地爬上, 风吹绿草,草儿把头点…… 确实很齐。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声。 我还旁听了一堂数学课。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道题,2+3=?孩子们小手举得像树林一样,一个胖乎乎的孩子争得了机会,他跑到黑板前,抄起粉笔,写个6。 老师说,对吗? 同学说,不对。 老师说,那好,谁能帮他指出错误? 孩子们回答: 老师,他的6写歪了。 老师,他的6就是写歪了。 老师,你写的等号也歪了。 孩子们每回答一个问题,都要向我这边望望,清澈的眼光里流露出期待,他们希望得到肯定。一节课艰难地下来了,强烈地感觉这个老师比我的老师说的话要多得多。 我问这位老师,难吗? 她说,难,也想过不干。最难的时候,我生病了,任进医院。孩子们去看我,一见面,抱着我哭成一团。临走时,每人用纸包裹着他们的礼品,塞到我的枕头底下。拿出来看时,我又哭了,苹果咬过一口的,糖也在嘴里含过。可知道,这些IQ小于70的孩子,从自己的嘴里省下了最爱吃的零食。对他们来说,这就是智力和心灵的飞跃。 老师自豪地说,我们辛苦一下,让孩子们受到教育,他们从这里毕业后,将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智力,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。他们可以自食其力,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 头一次见到王铮和周婷婷是在电视上,《生活空间》为他们拍了一集片子,名叫《联合舰队》。真是奇妙的组合,王铮是周婷婷的耳朵,周婷婷是王铮的眼睛,联合舰队就这样劈波斩浪地前行。 我们操作《实话实说》有个习惯,在正式录制之前,主持人不和谈话嘉宾见面,这样是为了现场的谈话有新鲜感。可那天周婷婷和王铮想见我,我去了。 周婷婷见到我说,坏了,崔叔叔嘴巴不动。 周婷婷耳朵听不到,她刻苦练就了一个本领,读唇。看你的口形知道你说的内容。我说话的时候口形变化不大。 我说这好办,我动作大点就是了,我试着说了两句,嘴形夸张地上下翻动,她们俩都笑了起来。 谈了一会儿,就到了吃饭的时间,从二楼走到一楼,策划宣明栋贴着我耳朵说,别扶。王铮不喜欢别人扶,这姑娘眼里看到的都是些色块,是些虚虚忽忽的影子,就这样,她照样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闯来闯去。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,残疾人渴望尊重,而尊重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漠视他们的残疾。这就是为什么司德林不喜欢别人抢着他去放宫的原因。 如果有一天,我们和残疾人在街上相遇,擦肩而过,对他们肢体的残障视而不见,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。健全人之间不就这样吗?。 那时候,等憾憾走远看电影是件奢侈的事情,等憾憾走远只有部队大院可以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。在风中,在雨中,在雪中,我们凝视银幕上演绎的一幕幕悲欢离合,而忘却了人间的冷暖。 再捧起由电影画面翻拍的连环画时,顿时领悟了回味与想像的魅力。英雄定格在纸上,依然可以塑造我们的灵魂。 待到翻起那些手绘的小人书时,感叹和敬佩一同生出——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怎么画家脑海的? 等到明白了,竟然无言以对。原来天大的画家,用的还是些笨办法。 “刘继卣作画,有一股‘痴’劲,有时竟闹出不少笑话来。1953年刘继卣结婚不久,有一回在街上见一老人形象很好,就对着他画起来,围了不少观众,甚至造成交通堵塞,他却一点也未发觉。” “你如果在路上碰到刘继卣,只要向他打招呼,就会吓他一大跳,因为他只想着画当中那些东西,根本就没有看见你。” “在家中吃饭,摆上满桌子的美味佳肴,他都看不见,一边捉摸画中的艺术境界,一边下意识地只吃着眼皮底下的那一碟子菜。” “他带孩子逛动物园,对着老虎画了起来,画着画着就入了迷,结果竟把孩子丢了。” 孟庆江先生的这几段描述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画家。看似简单的一幅幅线描,倾注着画家毕生的心血,这就难怪人们透过小人书可以感受到画家高尚的人格力量。 如果“连友”们当中有暗号,其中一则肯定是“山乡”——“巨变”! 贺友直先生的4册《山乡巨变》已经成了“连友”争相收藏的定物。我曾经开玩笑说,如果哪个山乡有100套《山乡巨变》,那这个山乡马上就能巨变。 而《山乡巨变》的的确确描绘了清溪乡——一个中国式标准村庄的巨变。它还告诉我们爱情无所不在,因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并没耽误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。 《山乡巨变》启发同行,可以从传统线描和明清版画中汲取营养。它还告诫我们,艺术需要对真实生活的体验,为了这4本小人书,贺先生3次深入农村。全身心地投入才使我们从他的笔下领会到乡野之趣。 在我出生的1963年,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,而第二届评奖的1981年,正是我完成启蒙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。我的精神家园的建立竟然如此准确地与小人书暗合着。 其实和颜梅先生在我只是在画上拜见过。见过真人的只有王弘力、戴敦邦、顾炳鑫等几位老先生。 2001年冬天的哈尔滨,冷得不寻常。 我在连环画节上一眼看到了顾炳鑫先生,我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人物:捷尔任斯基。 那是他笔下众多人物中的一个,顾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如此相像,也是精瘦,也是干练,也是铁骨铮铮。动人的神韵透过他们的笔溶入了纸上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形象里,使得你和他们初次相见就会觉得曾经相识。 顾先生握着笔,低头为热情的“连友”签名,冷静的神态让你察觉不出他走过多少平静的日子。 我和“连友”们一起暗自庆幸,老先生们重返画坛,又将迎来连环画复苏的第二个春天。 没有多久,从上海传来了顾先生病重的消息,我们还未从惊诧中缓过神来,又传来顾先生离去的噩耗…… 连环画贵在连环,少了一位大师,我们的小人书世界如何连贯。

那天白天,,我立即转见到台长。台长说,,我立即转有这么件事,我想问问你。忽然有人高喊台长,远远见到红发碧眼的老外参观团到了,台长说以后再说吧,拽了一把领带迎了上去。到了晚上,我生出100个问题,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,谈工作?谈生活?哪句话传到台长耳朵里了?哪件事让台长察觉了?最近台里正在搞人事调配,你说台长要让我当广告部主任找干不干?干吧;算不过来账,不干吧,机不可失。最后一想,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睡个好觉再说。这才进入睡觉的程序,今天用哪套?数车吧。数到1OO00只就能睡着:1、2、3、4……559……550……8806、8807……9991、9992,唉,你说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? 每个睡不着党的人除了吃药,都掌握一堆民间偏方。数羊,想莲花,深呼吸,弊气,摸耳朵,看竖排版的书等等。到了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,这些偏方一概无用。 有一次在节目中,白岩松顺口说了他和我都失眠,结果很多热心的朋友为我们的党献计献策。 一位原籍河南的朋友说,他小时候睡不着觉,他的奶奶总在山上采一种绿色草本植物给他吃,吃完就呼呼大睡。植物的名字他叫不上来,但如果需要,他愿意带我回家乡去采。 一个可爱的兰州小姑娘说,她有一段睡不着,妈妈把1个苹果和5个果冻放在冰箱里,睡觉前就拿给她吃,这一夜就睡得格外香。 一些神医话不多,一捆捆干草打进包裹寄给我,托人捎话说,吃完再寄。 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心着我,感动得我心潮澎湃,晚上更睡不着了。延边的金虎说能治我的失眠,我兴冲冲赶去,发现中了圈套。他给我安排了72小时的活动日程,根本没安排睡觉。我跟他解释道,睡不着不意味着不困。失眠的意思是说,困得已经不辨东回了,但就是睡不着。找以前单位的党办主任就常年失眠,最严重时3天3夜不能入睡。我见她时,她满眼皆是血丝,她说,我都快疯了。 睡不着也不意味着总睡不着,不然的话,世界上会有一大批困死的人。在这里,失眠的意思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,不该睡的时候会即兴发挥。我理发的时候特困,如果我失眠时有人理发,会很快进入梦乡。我去音乐厅听室内乐时特困,说出来没人信,我也是早年间考过音乐学校的人,但乐曲一响,我的眼皮就打架。有时候困极了,真想买张交响乐的票去好好睡一觉。想来想去,又觉待丢不起这人,只好接着困。 我坐车的时候发挥尤其好。多破的车,多颤的路,也不妨碍我蜷曲着进入梦乡。有一年上丝绸之路采访,在车上睡得香喷喷的。同行的傅成励说,这小子老在办公室说自己失眠,谁信呢?颠簸了数个小时,到了嘉峪关的高级宾馆,为了延续来之不易的睡意,我牙不刷,脚不洗,直挺挺地进了被窝。席梦思更舒服啊,我不过伸个懒腰,一下子睡意全无。 博成励一进屋,就嚷嚷着说我以前的失眠是旷工的托辞,正一肚子冤屈不知往哪撒,干脆薅住他,坐谈了一夜的广播改革。 你们都不紧张,身往宿舍里我就紧张了,身往宿舍里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,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,就是听音乐,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。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,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、灯光、录音,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。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,包括嘉宾,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。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,我站在观众席前,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,回头一看是个大娘,大娘指着表,我说什么意思?她说快点开始,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。我说好好好,我们抓紧,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,都快录完了。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,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。我今天说完,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《实话实说》,看一下现场的观众,还有嘉宾,他们的那种表现,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。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,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。 我记得有一次;我们从四川请来—对嘉宾,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。坐着飞机来。花了很多钱,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,突然妻子不行了,紧张得浑身发抖。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,看这个嘉宾紧张了、她当机立断,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。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,吃完药比较好,又紧张又困(笑).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,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,吃完药,头还难受,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,没什么了不起。 我说这样吧,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,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,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、开着车,你去看天安门。去看纪念碑.缅怀一下先烈。第二个选择,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,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。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,你想说话,你就举手示意我,如果你不想说话,我用我的人格担保,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。我说你想一想,她说我不想了,我有点点困、我就坐在观众席里。我说行,你就坐在观众席里。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,他说真对不起你们,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,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,我说没关系,这没有什么了不起,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,然后我就说,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,请举起手来。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,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,大概有十几个人。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,举得更少了,大概有三四对,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。节目开始录制。最后大家说,这二对挺精彩。 录完以后。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。我觉得今天挺好、我说是不是很放松,她说是,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,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,老跟妻子说,你等着,回家咱们再说。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,这样吧,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,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。我说,你不用这么在意,没关系,就送他们走了。回去以后,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(大笑)。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,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。 我每次说到这儿,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,很有人情味,体现了人文关怀。每次听到这儿,观众也会心存疑虑,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?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,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,那时是毫无人情味。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,时间特别长,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。等到播出那天,我就很高兴,把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子、姐姐、邻居全叫到电视前,我说你们看,这就是我做的晚会。然后他们就看,看看说,这个晚会不错呀,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,我说别着急,等最后出字幕,你就知道。字幕上写着策划“崔永元”。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,一看上面写着策划“佚名”(笑)。我就赶紧打电话,导演说,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、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,太伤人心。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、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,我一想可能是这样,他们因为疏忽,连名字都没有打,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。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(笑)。到那里以后、他们说,你干了4个月,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,你点点吧,点点别少了,我说不用点了,我走了。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,我这还算好的。很多策划,包括北大的教授、社科院的学者、知名的作家,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,或者出点子的时候,经常早晨9点钟来,说到11点半,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,“现在到中午,就不留大家了,谢谢你们,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”,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,就是这样。所以一段时间里,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,没有人文关怀的人,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。

实际上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,走我需要休在太累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导致的恶果。 如果第二天父母发现我眼睛红肿依然笑声朗朗,走我需要休在太累可能会说,考不考的也没啥关系,这事也许就过去了。 偏偏母亲听说我失眠来了精神,好像红军到了陕北。她说这说明我上心了,在这之前,我坐在桌前攻读课本如坐针。枕头下面压着《铁旋风》,厕所里供着一本《红岩》,吃饭时一手掌勺一手还要翻《李自成》,母亲说,没听说谁看小说看进了大学。 一年后,我和另外7人在臭哄哄的男生宿舍里比着看小说,又想到母亲的话,的确,一个人看小说看不进大学,可进了大学就可以光看小说。 老师在课堂上煞有其事地开着书单,从《诗经》开始,当中涵盖各种经史集,以及眼熟的世界名着等等。 一下课,全班挤进图书馆,每人先抄上两本小说再说。我去得晚,凭书名可以知道内容的小说都被拿走了,剩下的几本不知所云地孤零零地立在书架上。 我挑了一本《围城》,因为我看过电影《兵临城下》,仨讦就是根据这个改编的。 回宿舍一翻,两码事。 于是我发议论,有个叫钱钟书的小伙子,文笔真是了得。我旁边的同学瞪大了眼睛,像看外星人一样,你连钱钟书都不知道,连《围城》都没看过,他们嘴里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,脸上浮出鄙夷的神情。 我说,那你们在看什么? 他们把封皮冲着我,是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,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和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。 于是,我冲天大喊:“‘四人帮’,还我青春!”一屋子人都吃笑。他们说,我们也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开始看的,其中一个人收起笑容后露出几分严峻,他说大概你太爱啃课本了。 这是说我吗? 更严重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第一次失眠以后,准确地说是在母亲说我上心了以后,她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告知我,睡不着觉是咱们的传家宝。 姥姥就是这样,没多少觉。邻居阿姨去看她,拽着人家一通猛聊,聊得那阿姨困得频频点头,姥姥眼神不好,还以为人家同意她的观点。姥姥不睡觉,成为家里的闹钟,4点钟她叫醒我父亲赶回团支部,5点钟叫醒我姐姐回农村分校,6点钟叫醒我和两个哥哥起去参加北京---延安象征性长跑。总而言之,天黑之后,姥姥经常拄着拐杖两眼放光四处乱走。 到了白天,姥姥变成另一个。倚着被垛,坐在炕上,无声无息,困倦一阵阵袭来,她不住点头,像晚上的住家阿姨。我放学回来,去拿放在她身边的蛋糕,连拿3块,她都没社会学。忽然,一阵微冈吹过,扬起了姥姥头上稀疏的白发,常常的皱纹呈现在我面前,姥姥的苍老拟拨动了我脆弱的神经,那一刻,我哇哇大哭,。姥姥慌了神,用她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前额,我说,姥姥,你可别死啊…… 所以当时我就说过非常难听的话,息这两天实就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什么本书都没有,息这两天实你照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描也能描出这么多钱来,何况你的覆盖范围比它要广得多。 为什么不行呢?如果你说是人的问题,那么现在《焦点访谈》很多主力记者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,大家觉得干得还不错的两个电视节目主持人,我、白岩松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,敬一丹还在我们那里实习过,水均益和方宏进是听着广播长大的(笑),每个人都跟广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为什么广播自己就不行呢?我觉得完全是自身的原因,是管理的原因,是经营的原因,是观念放不开的原因。 最近,我也特别高兴地发现他们在变。比如我所在的《午间半小时》,现在更名叫《午间一小时》。他们开播的时候请我回去做过一次节目,我就把做中视节目的一些做法拿到广播电台的工作室,他们觉得非常新鲜,其实那是一种做法,还是人文关怀的做法。 比如当时现场有一个记者在拍照,通过话筒就可以传出去,电视观众能看到,广播的听众就看不到,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。然后我就说你们现在听到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声音,这个声音不是我在咳嗽,足有一个摄影师在照相,然后我就问,你叫什么名字,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,当时我们是讨论城市色彩的话题。 然后他就从他摄影的角度来谈,然后拿出他拍的很多照片,说复合色的灰色调拍出来多么好看,很合理地用进来了。讲完以后,我们请下一个听众来发言,摄影师就收地的照片,这个时候又出来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,然后我就说,大家不要以为崔永元主持得不好,有人退场了,现在是摄像师在收他那些宝贵的照片,然后听众就笑。还有每一个听众站起来发言,我都会说现在我形容一下,现在站起来发言的听众是胖胖的,穿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调的衣服,跟北京城市的色彩是一样的,你是专门为了讨论这个话题,穿这样的衣服吧? 也就是说,在演播室里,出现的每一种声音,或者听众的每一个表情,我们都知道,收音机前的听众听不到,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持人,你有这个义务,要用你的眼睛替他观察到,用你的嘴告诉听众,描述给他们听。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,我觉得做广播的人,不太讲科学经营。什么叫科学经营?就是谁在听你的节目?他们有什么要求你知道不知道?你做没做过这样的调查?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数据?当时《午间一小时》要改版的时候,请我们回去提意见,拿一个报告,题目叫《午间一小时》策划案,包括里面有什么闪容,我们准备怎么做,零零散散讲完了。讲完以后,我提出一个问题,这份方案是怎么来的?他们说是我们想的。 你们为什么这么想?他们说,我们觉得这样听众可能会喜欢。你怎么知道?你可能连你爱人的意见都没有征求,你怎么知道听众会喜欢呢?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在间一时段其他电台在播什么内容,知道了其他的电台在播什么内容,你就会有两条路选择,第一你和他们竞争,你就要做得比他们好。第二你可以避实就虚,他们做的你就不做,看看还有什么空档可以钻,这才叫科学经营。 现在《实话实说》的收视率每周都有,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,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现在《实话实说》的收视率每周都有,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,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化。 提问E:虽然你年纪比我大,但是为什么叫你“小崔”呢?不是不懂礼貌,因为我从电视上认识你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,可以说是一个小朋友。刚才你谈到主持人,谈到节目,也谈到人文关怀,我想问你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,是主持人的风格决定栏目的定位,决定节目的定位,还是这个节目定位选择了具有这样风格的主持人呢? 第二个问题,你说的人文关怀,因为你看《实话实说》,观众都是面对面的,人文关怀比较好体现。但是类似新闻类的严肃节目来说,播台员没有面对观众,他面对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,他如何通过电视机把这种人文关怀传达给电视机外的观众?谢谢。 崔永元: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它,花很多时间探讨也没有什么用,是自己的风格影响了节目,还是节目的风格影响了自己,探讨半天也还是挣那么多钱(笑),没有什么意思。第二个问题倒很有意思,不是谈话节目,不是和观众直接交流的节目,有没有人文关怀在里面。我觉得当然有。比如刚才我说记者的采访,你再来一遍,再说一遍就行了,你说这叫人文关怀吗?还是播音员,比如现在我看很多台的新闻播音员都在节目结束以后,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,再见。然后灯暗下来,播音员在那里做一些动作,有的是把耳机摘下来,有的是整理整理稿子,有的假装拿笔在上面写什么(笑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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